中央工作会议,五月十五日至六月十七日在北京召开,主要议题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初步设想、三线建设问题等。

1965年1月3日,刘少奇续任国家主席。就在同一天举行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

  六月八日,在会议进行了二十几天后,毛泽东第一次在会上讲话。一边讲,一边同大家议论。他着重讲了防止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培养接班人的问题、三线建设的问题。

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严厉批评,使党内不少人感到忧心忡忡。刘少奇虽然不断向毛泽东汇报情况,但毛泽东已经不再同刘少奇商量重要的想法。

  关于防止出修正主义的问题,毛泽东说:现在世界上有两种共产党。一种是真的,一种是假的。刘少奇插话说:苏联,一个是这次出修正主义,一个是十月革命,都有伟大的国际意义。我们要想一想,我们将来会不会出修正主义呢?不注意,一定要出。毛泽东说:已经出了嘛!像白银厂,陈伯达调查的小站公社不是已经有了嘛。周恩来、彭真插话介绍了下面被敌人掌握政权的不少这一情况。毛泽东接着说:我看,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里,掌握在敌人手里。刘少奇说:现在下边发生的问题就是不追上边,恰恰问题就出在上边。抚宁县的农民说,不仅下边有根子,上边也有根子,朝里有人好做官。这句话引起我的注意。当刘少奇说到中国出了赫鲁晓夫,各省赞成我看也不容易,毛泽东接过来说:我看这个问题要传下去,传到县,如果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中国出了修正主义的中央,要顶住。毛泽东不断地提出中央出修正主义的问题,似乎这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事情了。当然,他还是讲两种可能性。不过,他把工作部署的重点放在出的可能性上。

20世纪60年代,在中国大地上开展了一场以“反修防修反覆辟”为宗旨的政治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场运动在农村被称为“四清”,在城市被称为“五反”,后来统称为“四清”运动。运动中,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关系一波三折,时而配合默契,时而冲突激烈,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爆发。

  关于培养接班人问题,毛泽东说:宋任穷的一个材料①(①指宋任穷1964年5月13日报送的关于一个农村党支部培养接班人问题的材料。5月18日,毛泽东将这个材料印发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很值得注意。那个支部书记说要注意后事,注意培养提拔青年人。这个材料要发到各县、各社、各队去。你不注意培养后代怎么行?现在,就是不让青年人上来,有些人占着位子,都是老年人。总之,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干部配备也要有一、二、三线。不能一个人死了,没人管事了,要准备几线。②(②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4年6月8日。)

刘少奇:现在就要正式部署一个行动,搞一个阶级斗争

  六月十一日,刘少奇受中央委托,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问题的报告。报告结束后,毛泽东作了一个简短发言。

毛泽东:社会主义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一抓就灵

  他说:有许多事情我们事先料不到。比如苏联出修正主义,也是料不到的一件事呀,它就出了嘛。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嘛,它要出嘛。比如中国的牛鬼蛇神,“有鬼无害论”,它要出嘛。总的我看我们是乐观的。但是要准备另一方面,天要黑。天天是晴天,没有下雨?没有打雷?没有阴天呀?这个社会就那么干净呀?我看永远不干净。不干净才合理嘛,不然就没有矛盾了嘛。对立统一,是两个侧面的统一。你只有一个侧面,还有什么对立统一?他又说:还是要有信心。中国一定要出赫鲁晓夫?不一定。有两种可能。我说,出了也不要紧,你苏联还不是出了赫鲁晓夫?将来那个列宁主义势必要翻起来的。还是那两句老话: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③(③中央工作会议记录,1964年6月11日。)

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后,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继续进行。毛泽东虽在会议上大谈阶级斗争和反修防修,提出要对干部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但由于国内日益严峻的形势,处于一线的部分党内领导人仍将主要精力放在国民经济调整上。

  六月十五日和十六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和中央工作会议的与会者一起,在北京西郊观看了北京军区和济南军区部队等的汇报表演。

1962年冬到1963年初,毛泽东外出视察工作,跑了11个省,只有湖南省委书记王延春和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向毛泽东讲了社会主义教育的情况,其他各省都不讲。毛泽东对这种情况很不满意,认为社会主义教育并未引起党内同志的重视。

  十六日这一天下午,毛泽东在十三陵水库管理处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这是一次重要会议。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接班人问题的著名讲话。①(①毛泽东关于接班人问题讲话内容,见本书第1300、1301页。)

为此,1963年2月11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重点讨论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和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问题。为引起与会者的重视,毛泽东推荐批印了《中共湖南省委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的报告》和《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在农村贯彻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决议、开展整风整社运动情况的报告》,并要求与会同志认真研究。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讲的另一个问题,是关于地方抓军事的问题。他要求各大区、各省都要搞军工厂,搞民兵和地方部队,要作出计划。要把民兵工作好好整顿一下,一个组织,一个政治,一个军事。他把地方抓军事问题作为一个战略问题提了出来。

在毛泽东的推动下,与会者就“四清”、“五反”、反修防修等问题展开了讨论。大家普遍认为,主席提出我们现在究竟“怀的什么孕”的问题,是一个极端重要的根本问题,抓阶级斗争,抓党的建设,抓阶级队伍,搞“五反”,搞社会主义教育,都是反修与防修的伟大的基本建设工作。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问题,实质上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认为“五反”运动非搞不可,不然会出修正主义。

  六十年代,中国的周边国际环境处于比较紧张的状态。在北面,随着中苏关系日趋紧张,苏联对中国的军事威胁也越来越大。在东面,面对美国的战略包围(从韩国、日本到台湾一线),而蒋介石集团时刻准备反攻大陆。尤其是南面,自一九六一年开始的美国侵越战争步步升级,后来一直发展到对越南北方进行大规模轰炸,构成对中国的直接威胁。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人民解放军最高统帅的毛泽东,对国家的安全始终保持着高度警惕,密切注视着越南战争的发展,对战备工作作出一系列指示,包括三线建设问题、作战方针和作战方法问题、后勤保障问题等,要求地方抓军事,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刘少奇主持了12日、13日的会议,并指出:“八届十中全会讲阶级、阶级斗争,现在就要正式部署一个行动,搞一个阶级斗争。对像是投机倒把、贪污盗窃,还有一些严重的铺张浪费,严重的蜕化变质、违法乱纪,严重的分散主义。总是口里讲阶级斗争,不办事情,不好。”

  当年,毛泽东对战争的可能性作了过分的估计。但他仍然作两种估计:打得起来,或者打不起来;世界性的战争存在着可以避免和不可避免这样两种可能性。他说:“世界的事情总是那样,你准备不好,敌人就来了;准备好了,敌人反而不敢来。”②(②毛泽东听取贺龙、罗瑞卿、杨成武汇报时的谈话记录,1965年4月28日、29日。)他立足于打,是为了争取不打。

当时,由于中苏两党争论日趋激烈,国际上的修正主义思潮同国内严峻尖锐的阶级斗争形势,促使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进一步思考如何防止国内、党内出修正主义的问题。2月25日,刘少奇在会议上专门作了《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问题》的报告。他强调指出:“我们需要在经济上,在政治上,在思想上,在党和国家的组织上,包括军队的组织上,保证不蜕化变质。因此,就要想一种办法来保证,不只是要保证我们这一代,而且要保证我们的后代不蜕化变质。这个问题,是生死存亡的问题,是亡党亡国的问题,是人民当权还是少数剥削者当权的问题。”在刘少奇讲话时,毛泽东插话说:“我国出不出修正主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一种不可能。现在有的人三斤猪肉,几包纸烟,就被收买。只有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才可以防止修正主义。”

  毛泽东一直有个愿望,想骑马从黄河人海口沿黄河而上行,对整个黄河流域特别是黄河源头作考察。为了实现这个想法,一九六四年夏天,他到北戴河一边工作一边休息时,特地带了一匹军马,有空便练习骑马。八月二日和四日、,美国制造所谓“东京湾事件”,以此为借口在八月五日悍然轰炸越南北方,跨过它自己宣布的“战争边缘”,走上扩大越南战争的危险道路。消息传来,中国政府在八月六日发表声明,对美国的侵略行径提出警告。毛泽东在当天审阅了这个声明稿。形势的突然变化,使他不能不放弃沿黄河考察的计划。他在声明稿上批示:“汪东兴同志阅后,即交江青阅。要打仗了,我的行动得重新考虑。”①(①毛泽东在中国政府抗议美国侵犯越南的声明稿上的批语,手稿,1964年8月6日。)

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强调,要把社会主义教育好好抓一下,社会主义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一抓就灵。同时,他认为一定要把贫下中农组织好,在农村要有一套制度防止修正主义。搞社会主义,就是要把工人和农民这样的大多数、贫下中农先团结起来,然后团结那个富裕中农以及或者已经改造或者愿意改造的那些地主残余、富农分子,打击那个猖狂进攻的湖南人叫刮黑风的歪风邪气、牛鬼蛇神。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总参谋部作战部起草了一个关于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八月十二日,毛泽东审阅并批准这个报告,要求精心研究,逐步实施。并催问国务院组织专案小组,已经成立、开始工作没有?②(②毛泽东对总参谋部作战部关于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的批语,手稿,1964年8月12日。)八月十九日,李富春、薄一波、罗瑞卿三人联名提议,国务院负责这项工作的专案小组,由李富春等十三人组成,李富春任组长,薄一波、罗瑞卿任副组长。毛泽东表示赞同。

经过讨论,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并于3月1日发出。

  六月结束的中央工作会议,对农村社教运动是一个很大的推动。这以后,刘少奇代表中央多次强调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下去蹲点,他自己从一九六三年十一月起通过王光美在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搞了一个典型。六月二十八日到七月二十四日,他在河北、山东、安徽、江苏、上海、河南,同各省市党委负责人座谈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问题。回到北京,于八月一日召集在京党政军机关和群众团体负责干部的大会,就农村社教运动发表长篇讲话。

二月会议以后,毛泽东又到各省视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发现有的省抓得好,有的省抓得差,谈反对修正主义的较多,讲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较少。据此,毛泽东认为,对这个问题许多人印象不深,没有引起各级干部的足够重视。于是,5月2日至12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有部分政治局委员和大区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即杭州小型会议。会议讨论制订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

  他突出地强调,各级负责干部都要亲自下去蹲点,自始至终地参加“四清”的全过程。如果不去取得这种直接的经验,那就不能做领导工作了。省委书记当不成了,地委书记、县委书记也当不成了,中央部长恐怕也当不成了,中央委员恐怕也当不成了。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指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可怕的情景啊!”

  他说:“现在,我们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来进行阶级斗争,而阶级斗争现在可以说到处都有。在过去十五年以来多次的运动中间,阶级敌人已经改变了同我们作斗争的方式。敌人现在是向我们采取合法斗争的方式。在很多地方,他们是利用我们的口号,利用我们的政策,利用共产党员的招牌,利用我们干部的面貌来篡夺领导权,或者把持领导权。坏人坏事,在上下左右都有根子,一律应该追清楚。追到哪里是哪里,追到谁是谁,一直追到中央。而上面的根子危害性更大。”

刘少奇没有参加杭州小型会议。他同夫人王光美在陈毅副总理的陪同下,于4月12日至5月16日访问了印度尼西亚、缅甸、柬埔寨和越南4国。杭州小型会议结束时,刘少奇还在国外。他回到昆明后,看到《前十条》,很赞成文件的内容。他认为三年经济困难之后,出现许多不良的现象,脱离群众、官僚主义、贪污腐化等,对此不能熟视无睹,应该解决。

  关于调查方法问题,刘少奇说:“现在,调查农村情况、工厂情况,在许多情况下,用那个开调查会的方法(毛主席在《农村调查》中间讲了开调查会),找人谈话,已经不行了。现在要做调查研究,对于许多单位,应该去搞社会主义教育,搞‘四清’,搞对敌斗争,搞干部参加劳动,发动群众,扎根串连,这样做,你才可以把情况搞清楚。”

同时,刘少奇为了能够了解“四清”运动的实际,要求王光美下乡搞“四清”。1963年11月,王光美根据刘少奇要她下去锻炼的指示,化名董朴,以河北省公安厅秘书的名义参加了河北省委工作队,下到唐山专区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担任大队工作组副组长。离京前,王光美问刘少奇,应该注意什么?刘少奇只简单地讲了一句:“不要先有框框,一切从实际出发,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王光美下乡参加农村“四清”运动,也受到毛泽东的赞同和支持。她每一次回来,毛泽东都向她询问情况,并多次说过,“根子在上面”。

  刘少奇对“后十条”提出批评,说这个十条是有缺点的,对于强调放手发动群众写得不够,应当加以补充修改。

这一时期,刘少奇也多次提出“挖根子”。1964年春节期间,刘少奇在听取王光美的汇报时指出,犯严重“四不清”的错误,根子在哪里?我们说根子是封建势力和资本主义势力的腐蚀和影响,如一般所说的“错在干部,根子在地、富”,这是下面的根子,群众还提出有上面的根子。上面有根子没有?要不要挖?应该切实查一下上面的根子。很多事实说明,犯严重“四不清”错误的干部,如果没有上面干部的保护,就不敢犯那么严重的错误,不敢犯大错误。

  他说:“现在证明,这两个十条,包括第二个十条,普遍读一次有好处。但是,地、富、反、坏分子,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他就利用这个第二个十条的许多政策规定来顶工作队,来反对放手发动群众,反对搞‘四清’。第二个十条的那些具体政策的规定,是群众发动起来以后,问题解决了,如何宽大处理的问题。群众还没有发动,怎么就拿第二个十条去搞呢?念一遍有好处,以后不要强调了。”

科员不拉科长下水,就不敢乱搞、大搞;科长不拉处长下水,就不敢乱搞、大搞;处长不拉部长下水,也不敢乱搞、大搞。生产队干部没有大队干部撑腰,不敢胡搞;大队干部没有公社干部撑腰,不敢胡搞;公社干部没有上面干部撑腰,也不敢胡搞。他强调,上面的根子要追,上面的根子更危险,一律要追,追到什么地方算什么地方,是公社的追到公社,是县委的追到县委,是地委的追到地委,是省委的追到省委,是中央的追到中央。

  关于“后十条”提出的依靠贫下中农、依靠基层组织的问题,刘少奇说:“第二个十条上面讲了两个依靠。平常我们说,在农村里面贫下中农是我们的唯一依靠。现在搞出两个依靠来了。两个依靠就不是唯一的了嘛。如果基层组织是依靠贫下中农的,贫下中农又信任基层组织,那依靠这样的基层组织是对的。如果基层组织它自己不依靠贫下中农,它脱离群众,它犯了严重的‘四不清’错误,那你依靠它就靠不住。这个时候,必须工作队自己去扎根串连,直接发动群众,不要经过基层组织,才能够真正了解实际情况,搞好‘四清’、‘五反’,然后才能达到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共同对敌。”

刘少奇“挖根子”的思想,基本上是着眼于解决基层干部的贪污腐化、蜕化变质等问题。虽然提出要追中央的根子,但他对经过长期革命战争考验的党内高级干部在政治上还是信任和倚重的,而对农村基层干部,却明显表现出政治上的不信任。与刘少奇“眼光向下”不同,毛泽东一方面对广大基层干部贪污腐化、“被敌人拉出去,打进来”甚为不满;另一方面,又警觉中央高层出修正主义的问题。特别是1962年发生在中央高层的所谓“单干风”、“黑暗风”、“翻案风”,使毛泽东一开始就有着与刘少奇不同的思路。而这种差异,以及由此引起的问题,在运动开始时尚不十分明显。但随着运动的大规模开展,两位领导人的这种分歧日益加剧。

  谈到“后十条”中提出的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的问题,刘少奇说:“第二个十条上有这么一句话,说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基层干部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的前提。这句话讲得不对,讲反了。应当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的前提。”

杨尚昆揭秘:毛泽东刘少奇因何事爆发正面冲突

  关于工作队的任务,“后十条”规定,主要是给基层干部当“参谋”,出主意,启发基层干部善于分析问题,确定方针和办法,而决不能包办代替。刘少奇说:“所谓‘工作队只当参谋’,只适用于群众已经发动起来,证实它是一个好支部,或者是经过改造了的支部,或者他们已经改正了错误,积极参加劳动的地方。凡是有严重问题的那种基层,你不能去当参谋。所以,第二个十条不分好坏,讲工作队只能一切经过基层,只能当参谋,解决不了问题,常常是不妥当的。”①(①刘少奇在中央各部门负责干部大会上的讲话记录,1964年8月1日。)

20世纪90年代中期,杨尚昆为撰写回忆录,先后三次同中央办公厅的几位老同志一起系统地回忆1960年代的农村“四清”运动。他的回忆,既谈了带领中办30多位同志去陕西长安县蹲点的经历,也谈了对“四清”运动中若干重要问题的看法,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刘少奇这次讲话,在各级干部中引起很大反响和震动,对“四清”工作特别是领导干部下去蹲点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讲话后不久,刘少奇便于八月五日离开北京,南下广州主持修改“后十条”。

新中国成立以后,苏维民曾长期担任杨尚昆的秘书,也曾跟随他到长安县蹲点,他将杨尚昆的这几次谈话整理了出来。2015年4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中国口述史(1949-1978)》一书收录了此文,原题《听杨尚昆谈“四清”运动》。经出版社授权,澎湃新闻节选部分内容转载,标题为编者所拟。

  修改“后十条”,是六月十七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的。当时决定由谭震林负责,根据五月中央工作会议提出的意见进行修改。刘少奇到外地视察和回京讲话后,情况有了很大变化。八月五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再次决定,“后十条”的修改工作由刘少奇负责。同时又决定,中央成立“四清”、“五反”指挥部,由刘少奇挂帅。

农村开展“四清”运动的历史照片

  田家英参加了“后十条”的修改工作。他在随刘少奇离京去广州的前一天,八月四日,曾经向毛泽东请示对“后十条”的修改有什么意见。毛泽东谈了两点:第一,不要把基层干部看得漆黑一团;第二,不要把大量工作队员集中在一个点上。田家英在从北京飞往武昌的专机上,把这些意见转告了刘少奇。①(①见《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增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99页。)刘少奇紧皱眉头,没有说话。

刘少奇对毛泽东历来是十分尊重的。但是,在指导“四清”运动中,通过一些具体问题,毛、刘之间逐渐产生了裂痕。这是“四清”运动中的一件大事,对“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有直接的影响。杨尚昆对这件事有比较深入的了解,他和我们简要地谈了谈这方面的情况。

  从刘少奇八月一日的讲话和毛泽东对修改“后十条”的意见中,可以隐约地感觉到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四清”问题上,乃至两人关系问题上出现一些不协调、不和谐的情况。

“四清”运动中,毛、刘渐生裂痕

  刘少奇从八月六日到十六日,先后在湖北、湖南、广东三省向机关干部作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的报告,并在广州修改审定“后十条”。

1964年8月5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由刘少奇主持修改“后十条”。同日,刘少奇带着田家英离开北京先后去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和云南考察“四清”运动情况,准备在广州由田家英执笔修改“后十条”。出发前,田家英对我说,他是毛泽东的秘书,随刘少奇出去思想有顾虑。但是党中央副主席要他去,他不好不去。田家英还认为,他在1959年庐山会议时的一些言论和1962年提出“包产到户”的建议受到批评以后,在政治上毛泽东已经不那么信任他了。果然,这次田家英随刘少奇出去,毛泽东认为刘少奇把田家英拉过去了,从此对田家英明显地疏远了。

  八月十六日,刘少奇从广州致信毛泽东,对农村社教运动的部署问题提出一个新建议,即改变原先以县委领导为主的做法,采取在省委、地委领导下集中力量搞一个县的办法。他在信中写道:“我在几个省走了一遍之后,了解到各省对社会主义教育进行了认真地讨论,省、地、县三级干部的认识大有提高。但是,还有一部分县委对于放手发动群众、把这一次社会主义革命搞彻底是没有决心的。另一部分县委虽有某种决心,但不够坚定,又缺少办法。此外,一部分社队的严重问题,又牵连到区委和县委、县人委的某些人员。县委对这一部分社队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和有牵连的人员,常常难于下决心去发动群众加以揭露、批评和斗争,并且给以适当的处理。因此,由各县分散去进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是否都能搞深搞透,我认为是难于保证的,至少也有一部分是没有保证的。因此,我向湖北、湖南省委建议:是否可以把各县工作队集中到地委,省委工作队也分到各地委,在省委、地委领导下集中搞一个县。县以下各行各业和城镇的五反以及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都由工作队统一包干或先或后地全部搞好。经过湖北、湖南省委讨论,他们都赞成这个建议。在我到广州之前中南局也赞成这个建议,并决定中南五省都照此办理。”①(①刘少奇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64年8月16日。)

原来,毛泽东几次提出领导干部要下去蹲点、亲自向群众宣讲两个“十条”。但是省、市一级领导干部下去的并不多。1964年10月,中央发出《关于认真讨论刘少奇同志答江渭清同志一封信的指示》,再次强调要下去蹲点,省、市委书记们就纷纷下去了。有一次,毛泽东见到我说:“还是少奇厉害!我说了多次叫省委书记们下去,他们就是不动。少奇一骂,他们就下去了。”

  毛泽东十八日复信,完全赞成刘少奇的意见。他说:“八月十六日来信收到,我于昨天(十七日)看了一遍,觉得很好,完全赞成。今天(十八日)即与中央各同志商量,照此办理,迅速实行。十月工作会议还应该讨论此事一次,取得一致同意,统一党内思想。在此以前,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各地委、各县委先行讨论一次,收集各种意见,以利十月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八月中旬至十月中旬,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地、县委、各中等城市市委,以两个月时间,即照你的办法,立即训练工作队,以利秋冬实施。”②(②毛泽东给刘少奇的复信,手稿,1964年8月18日。)

1963年冬,王光美在刘少奇的支持下去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蹲点。王光美在桃园大队总结的一套“左”的经验,为刘少奇指导全国“四清”运动提供了依据,认为它是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比较完整的典型经验。有一次王光美在北戴河宣讲她的“桃园经验”,一口气讲了5个钟头。毛泽东就说:“这个学问就那么大?什么问题讲5个钟头还讲不完!”下面的同志对此也有些反映。这个情况我对刘少奇讲了,我说你从来对你的夫人要求严格,为什么这次让她到处去讲话呢?刘少奇说:“这也没有办法,谁让人家手里掌握第一手材料呢。”

  “后十条”的修改工作八月十七日结束,原为草案,修改后叫修正草案。十九日,刘少奇致信毛泽东并中共中央,信中说:“第二个十条,已由田家英同志和中南局、广东省委的同志作了一些重要的修改,我已看过。我意可以发给各中央局,省、地、县委征求意见,在十月会议时定稿。现由田家英同志带回,请主席和中央审核。我也将带到其他几个省和中央局征求意见。”①(①刘少奇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信,手稿,1964年8月19日。)

刘少奇与王光美

  “后十条”的修改工作,主要是按照刘少奇这个时期关于社教运动的讲话内容,特别是他对“后十条”的批评意见进行的。刘少奇还加写了许多重要内容。同“后十条”草案相比,修正草案稿沿着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轨道又向前进了一步。文件对农村阶级斗争形势作了更加严重的估计,对基层政权的问题看得十分严重,提出了“反革命的两面政权”的概念。从这种错误的估计出发,改变了原先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的做法,改由工作队领导整个运动,把广大基层干部从运动领导中撇开。

这几件事都引起了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不满。

  修正草案还增加了毛泽东一九六四年六月在一次有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政治局常委会上提出的关于搞好社教运动的六条标准②(②这六条标准是:第一,要看贫、下中农是真正发动起来了,还是没有发动起来。第二,干部中的“四不清”问题,是彻底解决了,还是没有彻底解决。第三,干部是参加了劳动,还是不参加劳动。第四,一个好的领导核心是建立起来了,还是没有建立起来。第五,发现有破坏活动的地、富、反、坏分子,是将矛盾上交,还是发动群众,认真监督、批评,以至展开恰当的斗争,并留在那里就地改造。第六,要看是增产,还是减产了。后来“–+三条”也引用了这六条标准,文字有二处改动:第二条的“彻底解决”改为“解决”;第五条“认真监督、批评,……就地改造”,改为“认真监督,就地改造”。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3月版,第232页;同前书第20册,第22页。)。

“二十三条”矛头指向刘少奇

  同一天(十九日),刘少奇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推荐王光美关于“桃园经验”报告的信,信里说:“王光美同志的这个报告,陈伯达同志极力主张发给各地党委和所有工作队的同志们。”“现代中央拟了一个批语,请中央审阅,如果中央同意,请中央发出。”①(①刘少奇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64年8月19日。)他在为中央起草的转发批语中说:这个报告“是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比较完全、比较细致的典型经验总结”,“是有普遍意义的”。②(②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转发“桃园经验”的批语,手稿,1964年8月19日。)

1964年冬,“四清”运动“左”的倾向进一步发展。为了解决运动中产生的问题,中央利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期间各地大多数负责同志都在京的机会,召开一次工作会议,准备再制定一个指导“四清”运动的新文件。我是人大代表,按照中央的通知回京参加会议,同时,参加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

  田家英带着刘少奇的信和“后十条”修正草案稿回到北京,送给毛泽东。当时毛泽东正在北戴河。刘少奇则按原定计划,到广西、云南、四川、陕西、山西五省区,继续作关于社教问题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的报告。

这次工作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在会议进行过程中,毛泽东、刘少奇之间在“四清”运动的性质,以及开展运动的方法等各方面都有分歧,刘受到了毛的批评。会议开始用了5天时间交流情况,提出问题,准备起草文件。关于当时农村的主要矛盾,刘少奇说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毛泽东说运动的性质就是解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只好接受毛泽东的意见。

  八月二十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同正在这里参加华北学习会的李雪峰、乌兰夫、陶鲁笳、刘仁、刘子厚等人谈话,向他们征求对刘少奇十六日来信的意见。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由陈伯达起草会议《纪要》,题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全文共17条,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批“照发”。12月28日,中央办公厅印发了这个《纪要》。

  李雪峰说,大家认为那样做牵涉太大。陶鲁笳说:现在我们在全省范围内,已经铺开了将近四千个点,如果今冬一个地委集中搞一个县,已经铺开的点,大部分都要把工作队从半路上撤回来,这样做贫下中农很不满意。他们是不赞成刘少奇的意见,但讲得比较婉转。毛泽东说:少奇同志的信,我已经批了,中央讨论后发了,你们不赞成,怎么办?李雪峰提出,是否到十月工作会议再议?

“四清”运动中,毛泽东、刘少奇之间产生裂痕

  毛泽东当场打电话告诉邓小平:文件缓发,立即派飞机把大区书记找到北京开会,重议刘少奇同志的意见,华北有不同意见。③(③毛泽东同华北局及内蒙古、山西、河北、北京等省市负责人谈话记录,1964年8月20日。访问陶鲁笳谈话记录,1999年7月13日。)

《纪要》印发后,会议继续进行。12月28日,毛泽东在会上讲话,他从1962年北戴河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讲起,说那个时候单干风刮得很厉害,邓子恢就是一个。我讲了形势、阶级、阶级斗争以后,情况就变了。他举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国共产党党章》两本小册子,严肃地说:《宪法》、《党章》都是我们自己通过的,为什么自己又不遵守?我们这些人算不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如果算的话,有没有言论自由?准不准许我们和你们讲几句话?我这个党员能不能参加你们的会议?毛泽东的这些话是有所指的。因为在一次会议上毛在刘讲话时插话,曾被刘无意中打断;在这次工作会议之前,邓小平考虑到这是一次例行的工作会议,曾对毛泽东说,你也可以不参加这次会议。

  八月二十日当天,毛泽东回到北京。二十二日,将刘少奇十九日报送的“桃园经验”和中央批语稿,交邓小平,并告诉他可以等大区书记会议以后再处理。但过了几天,八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又改变了主意,作出批示:“此件先印发此次到会各同志讨论一下,如果大家同意,再发到全国去。我是同意陈伯达和少奇同志意见的。”“请小平办。”①(①毛泽东关于印发“桃园经验”报告的批语,手稿,1964年8月27日。)同时,指示邓小平将“后十条”修正草案印发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请他们研究,并提意见,再加修改”。②(②毛泽东给邓小平的批语,手稿,1964年8月27日。)

根据毛泽东讲话精神,12月31日,中央办公厅发出通知,说《纪要》“中央尚在修改中,请停止下发,并自行销毁”。1965年1月3日晚,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又不指名地批评刘少奇,说“四清”工作队1万多人集中在一个县“搞人海战术”,工作队学习文件40天不进村,是“烦琐哲学”,反人家右倾实际自己右倾。不依靠群众,搞神秘化扎根串联,结果运动冷冷清清。1月8日,毛泽东在《纪要》中加写了一段话:“所谓四清四不清,过去历史上什么社会也能用;所谓党内外矛盾交叉,什么党派也能用;都没有说明今天矛盾的性质,因此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后《纪要》形成23条,1月14日正式发出,这就是那个在当时家喻户晓的“二十三条”。

  由于华北几个负责人对刘少奇关于社教运动部署的建议有不同意见,毛泽东便打电话给刘少奇,请他回北京主持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当时刘少奇正在昆明,随即中断行程,八月二十六日返回北京。

1964年10月1日,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天安门城楼

  八月二十九日至九月一日,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召开。邓小平宣布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解决“四清”部署问题。他说,对社教运动的部署,少奇同志有个意见,主席为了慎重起见,找大家商量一下。为什么现在开会,不等十月中央工作会议呢?因为现在时间比较紧了,社教十一月就要开始了。另外,修改了第二个十条,主席批了个意见,可以议一下,定下来用,以后需要改时再改。③(③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记录,)964年8月29日。)

毛、刘关系出现裂痕,还可以追溯到1959年庐山会议。庐山会议原本是反“左”,彭德怀的信印发以后,突然变成反右,对此刘并不赞成。1962年七千人大会,刘说,产生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发生的缺点和错误,首先要负责的是中央。显然,刘的这番话毛是难以接受的。1962年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指责邓子恢主张包产到户,同时不指名地批评刘少奇没有顶住“单干风”,思想右倾。1964年底毛、刘终于在“四清”运动性质问题上爆发了正面冲突。1965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谈话时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各省有了小三线,就可以造反嘛!过去有些人就是迷信国际,迷信中央。现在你们要注意,不管谁讲的,中央也好,中央局也好,省委也好,不正确的,你们可以不执行。毛泽东讲的中央出修正主义,指的就是刘少奇。可以说,从那时起,毛泽东已经公开号召全党向刘少奇造反了。

  刘少奇在会上进一步阐述了他的意见。陶铸、王任重、李井泉、柯庆施都支持刘少奇的意见。李雪峰作了检讨性的发言。④(④访问陶鲁笳谈话记录,1999年7月13日。)

杨尚昆披露:窃听毛主席 60年代“秘密录音事件”

  毛泽东出席了八月三十日的会议。他表了态:有分歧,不一致,怎么办?不是什么路线之争,不是彻底革命和改良主义的问题,不是搞资本主义和搞社会主义的问题,是个部署问题,是个办法问题。他说:我同意少奇同志的意见,发了电报,没有先征求他们(华北)的意见,这是个缺点。雪峰说,粮食、棉花、经济作物主要在落后地区,怎样做法好?派一万多人的工作队下去,倾盆大雨,是不是径流太大?王光美在河北桃园大队实际上是少奇同志亲自指挥,王光美每月汇报一次,河北省就没有一个人能指挥。①(①毛泽东在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上的谈话记录,1964年8月30日。)

上世纪60年代发生的“秘密录音事件”,导致杨尚昆、叶子龙等一大批同志遭到迫害。拨乱反正后,中央重新审查了此案,并为有关人员彻底平反。《北京日报》6月19日刊登巴人撰写的文章,介绍了那段历史。

  毛泽东话中有话,实际上对派一万多人工作队下去等做法,是有意见的。

1961年4月26日晚,正在河北省保定市调查研究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突然接到中办副主任龚子荣的电话,要求杨尚昆务必于第二天下午赶回北京。当晚,杨尚昆在日记中写道:“脑子中很乱,整夜未睡好。”

  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九月一日结束。会议同意刘少奇关于社教运动部署的意见;同意将“桃园经验”的报告作为中央文件向全党下发,并通过了刘少奇起草的转发批示。

4月27日下午5时20分,杨尚昆回到北京。在永定门车站,他“当即向小平、彭真略谈了一下情况”。回京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处于中央一线工作的最高领导人汇报,看来此事非同小可!此后几天,杨尚昆又先后找到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副主任、周恩来秘书康一民、毛泽东秘书、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主任叶子龙等人多次谈话。而这几天来搅得杨尚昆吃睡不宁的,正是震动中央高层的所谓“窃听器事件”(也称“秘密录音事件”)。

  十月二十四日,刘少奇又转发天津市委《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为转发这个报告,他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夺权斗争问题的指示》。在这个指示中,根据小站地区的经验,提出:“当前我们国内的敌我矛盾有一部分在形式上是以人民内部矛盾出现的,甚至是以党内矛盾出现的。敌我矛盾同人民内部矛盾、同党内矛盾交织在一起。”②(②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天津市委《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的指示,手稿,1964年10月24日。)刘少奇的这个观点,后来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来。

从叶子龙回忆录中获知:1961年,毛泽东为在他的专列上安装录音线路的事发了一次大脾气。

  十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工作团的领导权限的规定(草案)》,提出:“今后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多数地方已经决定组织强大的工作团,按照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原则进行。”“中央认为,有必要加重工作团的责任,把所在县的党和政府的各级组织交由工作团领导。”

毛泽东为何大发脾气?根据毛泽东生前的一些警卫员、服务员的回忆文章,情况大致是这样:1961年春,毛泽东乘坐专列到广东、山东一带调查研究。某日,毛泽东和一位服务员在专列办公室谈话。完后,服务员步出,恰遇另一专列工作人员。这位工作人员得意地告诉服务员,他知道刚才毛泽东与服务员的谈话内容。服务员问他为何知道,那位工作人员便展示了录音装置及设备。服务员转身便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闻讯后,大发雷霆。“秘密录音”的事情就这样闹大了。

  从此,农村社教运动出现了一种新的组织形式,由从中央单位来的和省、地、县数千干部组成的强大工作团,集中在一个县里,用打歼灭战的方式组织运动,并包揽了这个县的各级组织领导权。

从杨尚昆的日记的注释和叶子龙的回忆录中看,对毛泽东的录音始于1958年11月。其目的,主要是为了更准确、更完全地保存党中央会议和中央领导同志在会议上的讲话的历史文献资料。录音工作的建议是叶子龙首倡的。作为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和中办机要室主任,叶子龙觉得有责任利用现代化的记录手段,“尽量把毛泽东的话一字不漏地记下来”,他曾多次向上司杨尚昆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汇报过这个建议。从以后的结果看,最高权力层面似乎是接受和执行了这个建议的,毛泽东本人也是认可了录音的做法的。毛泽东曾对叶子龙说:“录音要搞个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嘛。”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办机要室对录音范围和内容做出明文规定: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中央召开的大、中型会议和其他重要会议上的报告、讲话;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与地方领导同志的重要讲话;中央召开的电话会议;中央领导指定的需要录音的内容。毛泽东看过这个规定,表示同意。

  毛泽东在抓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同时,也十分关注经济工作。他抓经济工作,主要侧重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战略、发展方针和发展目标的制定,并且紧密联系到当前的战备工作。他多次听取经济和计划工作部门的汇报,提出意见。

然而,问题又出在这个规定上。譬如,有些会议,恐怕中央领导同志是不愿意录音的。这又该怎么办?1959年11月,中央在杭州召开会议,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讲到中苏关系时,关照大家不要做记录。当时胡乔木插话,还有录音呢。毛泽东批评说:是谁让录音的,搞这干什么?叶子龙立即让录音员停止了录音。叶子龙在回忆录中写道:“从此,机要室就再没有自行派录音员跟随毛主席外出录过音。”

  当时,经济发展的势头很好,有望提前实现经济调整的各项任务,使国民经济重新走上稳步增长的轨道。在这种形势下,筹备召开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确定国民经济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提出更加长远一些的奋斗目标,便提上了党中央的议事日程。

既然1959年11月杭州会议后叶子龙再也没有派人跟随毛泽东外出录音,那么1961年春季“录音事件”的录音者又是谁派的?

  还在一九六三年夏,毛泽东就提出:把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五年这三年作为一个过渡阶段,仍然以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为这一时期国民经济计划的方针。三年过渡之后,搞一个十五年的设想,就是基本上搞一个初步的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或者说工业体系;然后再有十五年左右,建成一个具有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和现代化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①(①转引自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3年9月6日。)

在此后的5月2日下午,杨尚昆向刚刚返京的周恩来总理汇报了“录音事件”。当晚,杨尚昆仍感“心情不安、坐卧不宁”。

  一九六三年八月十三日、十四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成立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决定起草委员会,由邓小平主持,周恩来、彭真、李富春、李先念等参加。随后,形成了题为《关于工业发展问题》的党内文件。制定这样一个文件,最先是毛泽东提议的。尽管这个文件后来没有正式下发,但它表明中央领导人已开始考虑经济恢复以后下一步的发展问题。

5月8日晚,杨尚昆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对录音事的疏于检查作检讨并请处分”。

  这个文件提出,要“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还设想:“在三年过渡阶段之后,我们的工业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考虑:第一步,搞十五年,建立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使我国工业大体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第二步,再用十五年,使我国工业接近世界的先进水平。”①(①《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1963年9月。)

5月20日上午,中央书记处开会。会后,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和杨尚昆又在一起商谈了关于录音问题的处理意见。

  这些考虑,为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作了准备。

6月中旬,作为录音事件的影响后果之一,便是中央决定田家英任中办副主任,以加强领导。6月24日下午3时半,杨尚昆召集有关人员,“交代洗掉过去的录音带问题,彭真参加”,后又“约汪东兴谈取消各首长处的日记问题,彭真参加”。

  毛泽东对《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作过多次修改。在九月六日的稿子上,他加写了一大段话:

同年4月,中央书记处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批评了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并决定给机要室主任叶子龙、副主任康一民以严重警告处分,给机要室副主任吴振英以警告处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人的秘书都牵连进去,都受到处分。二是同年5月17日,中央书记处批准了《关于录音、记录问题的决定》,作出了关于中央和地方党政军群一律不准搞录音等五项规定。“秘密录音事件”引发的政治风暴实际上远不止处分了中共最高三位领导人的秘书和通过了中央书记处的一个决定,叶子龙曾经在回忆录中写道:“在所谓‘秘密录音’一案中,不仅中央办公厅的领导干部和机要室的许多同志被迫害,而且还株连了中央和地方的一些单位的负责人,如徐子英、王诤、林海云、李伍、黄赤波、任兆祥、王芳、吕展、郭向民、谢滋群、朱汉雄、苏汉华、狄飞、丁兆甲等许多同志。”叶子龙本人也因此案被监护审查了七年之久。

  “我国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到二十世纪四十年

拨乱反正以后,党中央重新审查了“秘密录音”一案,并为有关人员平反

  代中期,共计一百零五年时间,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

  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都打过我们,除了最后一

  次,即抗日战争,由于国内外各种原因以日本帝国主义

  投降告终以外,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以我国失败、签订丧

  权辱国条约而告终。其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

  经济技术落后。现在,我国社会制度变了,第一个原因

  基本解决了;但还没有彻底解决,社会还存在着阶级斗

  争。第二个原因也已开始有了一些改变,但要彻底改

  变,至少还需要几十年时间。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

  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

  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当然,帝国主义现在是处

  在衰落时代,我国,社会主义阵营,全世界被压迫人民

  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都是处于上升的时代,世界

  性的战争有可能避免。这里存在着战争可以避免和战争

  不可避免这样两种可能性。但是我们应当以有可能挨打

  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力求在一个不太长久的时

  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否则我

  们就要犯错误。”①(①《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

  社1999年6月版,第34JD、341页。)

  从这篇精辟的历史总结中,不难看出,中国在经济和技术上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巨大差距对中国形成的压力,一直是毛泽东思考国内问题和作出决策的重要出发点。不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要在一个不太久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这些话,反映了中国人民渴望民族振兴、奋发进取、自强不息的精神。

  一九六四年,毛泽东在国民经济发展的指导方针上,有一些变化。他越来越重视国防工业和基础工业,提出加强第三线建设,改善工业布局,加强国防。这是他鉴于当时中国所处的周边国际环境,特别是美国扩大对越南南方的侵略战争,在经济形势全面好转的基础上,所采取的一个重大战略部署。

  他把农业和国防比作两个“拳头”,把基础工业比作一个“屁股”。强调要把基础工业搞上去,其他方面与之相适应,并要从外国引进先进技术,以加强工业。②(②毛泽东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初步设想汇报时的谈话记录,1964年5月10日至13日。)

  五月二十七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专门研究第三线建设问题。他提出两个“注意不够”,一个是对第三线建设注意不够,一个是对基础工业注意不够。

  所谓三线,是按地域划分的。第一线是沿海,第二线是中部地区,第三线是后方地区,包括西南的云、贵、川,西北的陕、甘、宁、青。新疆属于第一线。对第三线的建设,毛泽东考虑的重点在四川,而攀枝花③(③攀枝花位于四川西南边境金沙江沿岸,临近云南,有丰富的铁矿资源和水力资源以及较多的煤、石灰石等矿产。),又是重中之重。当时确定第三线的钢铁基地是两个,一在酒泉,一在攀枝花。毛泽东曾说过:“酒泉和攀枝花钢铁厂要搞,不搞我总不放心,打起仗来怎么办?”而这两个钢铁基地,毛泽东把攀枝花放在第一位,对它寄托着极大的希望。他说:攀枝花不搞起来,我就睡不着觉,一定要下决心搞,把我们的薪水都拿去搞。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是不行的。要准备上山,上山总还要有个地方。他同时提出,要加快成昆、内昆、湘黔、滇黔、川黔几条线路的建设。他说,西南三线,不仅修铁路,搞钢和煤,机械、化工、军工等什么都有才好。我们把三线的钢铁、国防、机械、化工、石油、铁路基地都搞起来,那时打起仗来就不怕了。打起来还可以继续建设。你打你的,我建设我的。毛泽东把三线作为一个阵地,把一、二线作为一个阵地。以一线、二线的生产支援三线建设,而三线建设要抓紧。他说:“前一个时期,我们忽视利用原有的沿海基地,后来提醒,注意了。最近这几年又忽略‘屁股’和后方了。”①(①转引自中央召集的各中央局负责人谈计划问题的会议记录,1964年5月28日。毛泽东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初步设想汇报时的谈话记录,1964年5月10日至13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余秋里关于长远规划设想汇报时的插话记录,1965年1月23日。)

  一九六四年经济形势好转了,又出现上项目势头过大的问题。每当经济形势好的时候,人们总容易想把建设搞得更多一些,更快一些。这好像是带有规律性的现象。这时毛泽东比较冷静,针对上项目势头过大的情况,提出一个原则:“有多少钱办多少事”。他说:不要以我们这些人的寿命来考虑事情,要以客观规律办事。建设也是客观规律,搞多了,不行。就是有了钱,还是要打歼灭战。财政收入不要打得太满了,打满了危险!过去我们吃过亏,把财政收入打得满满的,把基本建设战线拖得长长的。在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②(②指1964年5月15日至6月17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要说服地方同志,工业、农业、国防和其他建设事业只能搞那么多了,只有那么多钱。安排要少些,多做少说。必须留有余地。留有余地,过去讲是讲了,但是没有做。这几年留了,要保持这几年。①(①毛泽东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初步设想汇报时的谈话记录,1964年5月10日至13日。)

  一九六五年六月十六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彭真、李先念、薄一波等,听取余秋里、谷牧关于“三五”计划和三线建设的汇报。毛泽东认为“三五”计划投资项目多了,指标也高了。他说:

  “鉴于过去的经验,欲速则不达,还不如少一点慢

  一点能达到。我看五年搞一千零八十亿元的建设规模大

  了,留的余地太少了。少搞些项目就能打歼灭战,大了

  歼灭不了。要考虑来个大灾或者大打起来怎么办。我看

  大家想多搞,你们也想多搞。向老百姓征税征粮,多了

  会闹翻,不行的。这是个原则问题。要根据客观可能办

  事,绝不能超过客观可能。按客观可能还要留有余地。

  留有余地要大,不要太小。要留有余地在老百姓那里,

  对老百姓不能搞得太紧。总而言之,第一是老百姓,不

  能丧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灾荒。计划要考虑这

  三个因素。脱离老百姓毫无出路。搞那么多就会脱离老

  百姓。”②(②毛泽东听取关于“三五”计划和三线建设

  汇报时的谈话记录,1965年6月16日。)

  后来,周恩来把毛泽东提出的这三条,概括为“备战、备荒、为人民”,成为六七十年代中国的国民经济计划工作,乃至社会主义建设工作所遵循的指导方针。

  一九六四年,随着国民经济形势全面好转,提出新的奋斗目标的时机已经成熟。中共中央确定,在这年年末召开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将要宣布国民经济调整任务基本结束,新的经济建设发展时期就要开始。

  在赴苏联参加十月革命纪念活动回国以后,周恩来等便抓紧进行政府工作报告的起草工作。十二月十一日,周恩来把起草好的政府工作报告初稿送毛泽东审阅。十三日,毛泽东就把修改稿退回,上面加写了两段话。一段讲人类认识规律,另一段讲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这两段话,很能反映毛泽东的世界观、历史观,反映他对发展和振兴中国的信念与理想。现将全文引录如下。

  其一:

  “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

  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在有阶级存

  在的社会内,阶级斗争不会完结。在无阶级存在的社会

  内,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在

  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

  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

  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

  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

  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其所以是错

  误,因为这些论点,不符合大约一百万年以来人类社会

  发展的历史事实,也不符合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自然

  界(例如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其他各种自然科学

  史所反映的自然界)的历史事实。”

  其二:

  “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

  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

  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

  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

  是这个意思。难道这是做不到的吗?是吹牛皮、放大炮

  吗?不,是做得到的。既不是吹牛皮,也不是放大炮。

  只要看我们的历史就可以知道了。我们不是在我们的国

  家里把貌似强大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从基

  本上打倒了吗?我们不是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基地上经过

  十五年的努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方

  面,也达到了可观的水平吗?我们不是也爆炸了一颗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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